－－原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的故事

    导读：“辽宁舰”前身“瓦良格”号航母从乌克兰来到中国的经历，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有的人敢昧心说谎话图贪天之功，有的更是捏造事实，凭空出现不少玄幻，而真正对购买“瓦良格”号航母重大贡献的大多数人却很少发声，直至近几年，为了揭露一些人的丑恶行径还原历史真相，才站出来澄清一些被歪曲了的事实，此前中国国际新闻传媒集团就有关购买“瓦良格”号航母事实发表了四篇报道：《中国“辽宁舰”前身“瓦良格”号航母不是徐增平先生购买的》；《让证据说话：“瓦良格”号航母是戴岳和张勇购买的》；《让法律说话：揭开东方汇中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神秘面纱》；《瞒天也难过海 徐增平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真相与谎言》。把以“私人名义，国家背景，商业运作”模式运作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过程有理、有据、有节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四篇报道发表之后，国内外媒体纷纷转载，争相报道，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广大网民中引起了极大关注。

    今天这篇文章，是海军政治部一级作家李忠效先生采访当事人后所作，授权中国国际新闻传媒网首发，以此来慰藉对购买瓦良格号做出贡献的张勇老先生及其团队成员。

    本文作者李忠效

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首航母“辽宁舰”交接入列；2012年11月23日，歼－15舰载战斗机首次着舰成功。此乃华夏大事，世界万众瞩目，国人欢欣鼓舞。在航母问世100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

众所周知，“辽宁舰”是由苏联时期尚未完工的“瓦良格”续建而成的，而“瓦良格”来中国的背景扑朔迷离，现在网上流传的故事，徐增平的名字出现率最高，实际上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很多，有一个名字很少在媒体上出现，他就是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勇。在“瓦良格”工程中，他不是主要人物，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就如同排球比赛中的“二传手”。

一、加入“瓦良格”项目团队 

张勇是山东省蓬莱市人，1938年出生，1948年移居北京，1955年在北京第26中上学时入党，1962年大学毕业后曾留校工作，1963年起，先后在北京、西安、武汉工作，历任工程师、总经理、公司董事等职，1989年移居香港，任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

张勇先生近照

1998年8月的一天，张勇接到一个北京朋友的电话，让他到北京来一趟。他到北京之后才知道澳门创律公司购买“瓦良格”航母的事情。澳门创律是个“空壳公司”，主要业务还是在香港。他被朋友推荐给负责操作“瓦良格”项目的泰信达公司董事长吴总，因为他有香港的身份，便于在香港和澳门开展工作，可以帮助泰信达公司协调与香港创律公司的关系。

张勇的达程公司设在香港会展中心的大楼里，公司员工不多，办公面积才100平方米，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邵淳到香港考察，认为香港创律公司董事长徐增平的办公场所太大，太奢华，看中了张勇的公司。

邵淳对张勇说：“你这里可以作为华夏的一个窗口公司。我们没有合适的人选，派不出人到港澳来，你的身份、你的经营理念、你的处事方式，很适合与华夏合作。把你的资源贡献出来吧！咱们一起干，房租费、人工费、水电费，全部由华夏提供。”。

最后邵淳对张勇说：“我宁肯把华夏的钱丢在你这里，不能丢在徐增平那里。他太铺张了，把钱放在他那里我不放心。”

后来张勇又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与邵淳见过几次面，邵淳对张勇说：“‘瓦良格’项目是大事，目前比较隐秘，对外、对家人都不要说。大家以后在工作中慢慢互相了解，增加默契，目的是为了一个目标――把‘瓦良格’项目搞好。”

从1998年10月份开始，张勇代表泰信达和华夏证券公司在香港负责“瓦良格”项目的对外联络和办理有关的法律文件。

1998年10月10日，澳门创律娱乐有限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召开新董事会成立会议，张勇当选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会议纪要》其中一条内容是：“为确保航空母舰在本年10月底务必离港，争取在本年10月底之前筹措2000万美元，做公司应付款项。”

由此可见，香港创律公司根本没有钱，实际上是徐增平利用“瓦良格”这个项目到处融资。在此之前，徐增平以“国家行为、民间操作”为由，已经从华夏证券公司借走了8000万人民币，还想让华夏证券公司出钱，邵淳向他要“红头文件”，他说文件事国家机密，不能出示（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文件），可以请有关领导面谈。

1998年10月21日，邵淳见到了元帅贺龙之子、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邵淳从贺鹏飞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与徐增平所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根本不存在什么红头文件，也不是国家行为，民间操作，只是他很希望把这个船买回来。

贺鹏飞对邵淳说：“把‘瓦良格’买回来，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中国海军的梦想，希望你们继续与徐增平合作。”

贺鹏飞最后说：“这次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我连自己都不会原谅。”

邵淳被贺鹏飞感动了，决定继续支持徐增平购买航母。他向贺鹏飞表态：“贺副司令，你放心，我会尽快把款项凑齐，绝不会影响‘瓦良格’启航。”

1998年10月29日，华夏证券公司又给北京泰信达公司转去1.5亿元人民币。加上前期转去的8000万人民币，华夏证券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投资了2.3亿人民币。

吴巍根据事先与徐增平协商的方案，留下500万元作为项目运作经费，给香港创律公司深圳办事处转去1.45亿元人民币，共计2.25亿人民币。

二、受命催促“瓦良格”启航 

 1998年10月31日是“瓦良格”离开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的日子，徐增平那边却悄无声息。邵淳很着急，那么一大笔款项拨出去了，不能“打水漂”啊！

到了1999年初，还没有“瓦良格”启程的消息。邵淳十分着急，催问张勇怎么回事，张勇就去催徐增平。

张勇来到徐增平的办公室，对他说：“老徐，‘瓦良格’怎么还没动啊？”

张勇的年纪比徐增平大，徐增平对他比较客气，就说：“老哥，我现在缺钱啊！你替我跟邵淳说说，再给我90万美金，我就能动了。”

张勇非常不解：“华夏之前给你的那些钱呢？”

徐增平说：“原来没想到花钱这么多，租拖船要花钱，疏通各种关系要花钱，哪里都需要钱啊！”

不能说徐增平的话没道理，但也不能全信。张勇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不给他钱，航母动不了，给他钱，就能保证航母会动么？前期华夏证券公司给徐增平打款，是通过泰信达公司办的，张勇没经手，具体数字他不知道，不过他听说数额很大，按照当时的汇率，也有二三千万美元了。

张勇说：“徐总，不能再拖了，再拖，北京的信誉就没有了。”

徐增平点点头，若有所思。

邵淳见徐增平没有动静，很着急，要查徐增平的账目，徐增平一开始不给，在张勇的在三催促之下，只好把有关单据拿出来了。单据很多，很多是外文，徐增平大概以为别人看不懂，没想到还是被查清楚了：华夏证券公司通过泰信达公司一共支付给徐增平2.25亿人民币，约2600万美元，徐增平支付给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的资金仅1000万美元，另外1600万美元不翼而飞。

邵淳一看，大怒。其它资金肯定被他挪用了！

发现徐增平挪用“瓦良格”项目的资金以后，邵淳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他心里清楚，不能让徐增平继续操作这个项目了。邵淳与张勇商量，成立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并将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华夏证券公司在香港的子公司，全权处理“瓦良格”项目的相关事宜。张勇表示同意。

1999年3月6日，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自从参与“瓦良格”项目之后，张勇便逐步减少了达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业务，全力以赴地打理与“瓦良格”项目相关的业务了。

三、两次主持澳门创律股东大会 

徐增平挪用的1.8亿人民币无法追回，邵淳开始考虑增持澳门创律公司股权，并准备“另起炉灶”，选一家有军方背景的公司来取代泰信达公司，最后选定了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99年3月16日，东方汇中公司正式从泰信达公司手中接管“瓦良格”项目，东方汇中公司派出副总经理戴岳负责澳门创律公司的业务。

1999年4月上旬，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给澳门创律公司发来一封律师函，催促澳门创律公司交纳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余款800万美元，滞纳金、滞港费以及罚金500万美元，共计1300万美元。其中800万美元竞拍余款必须在4月30日前付清，否则将视为毁约，前期已交纳资金不退。

　　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谈判，徐增平同意出让80%的股权，由华夏证券公司负责再出1300万美元办理“瓦良格”项目。1999年4月30日，在乌克兰方面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由张勇将800万美元尾款汇往乌克兰。

　　在徐增平出让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以后，他就是小股东了。1999年8月3日和1999年10月9日，张勇受大股东的委托，两次在澳门友谊大马路置地广场23楼2301室力图律师事务所主持召开股东大会，第一次是改组“创律”管理层的有关成员，徐增平由董事长降为普通经理；第二次是宣布免去徐增平在澳门创律公司的一切职务。也就是说，从1999年8月3日开始，徐增平就不再主持澳门创律公司的工作了。

　　现在香港媒体上报道“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是1999年7月，实际上“瓦良格”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间是2000年6月14日，是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以后办理的离港手续。这时不但与徐增平毫无关系，与邵淳也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徐增平要说是1999年7月呢？张勇认为，不是徐增平得了健忘症，把日子记错了，而是他这个时候在澳门创律公司还有话语权，到了8月，他就没有话语权了。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问题，“瓦良格”启航的时间，比他失去话语权的时间更好查。这无疑是“弄巧成拙”。

四、为“瓦良格”三次奔赴乌克兰 

　　东方汇中公司接手“瓦良格”项目以后，推进速度比原来快了很多。1999年8月下旬，受邵淳的指派，澳门创律公司新任总经戴岳和副总经理张勇前往乌克兰处理“瓦良格”项目。

　　在去乌克兰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华夏证券公司在1999年4月29日获得澳门创律公司80%股份之后，公司董事会决定：要集中保管“瓦良格”项目的所有文件。并指定由张勇负责找徐增平索要“瓦良格”项目的有关文件和印章。张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有关“瓦良格”项目的文件都要来了，最后还缺一枚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

　　从徐增平交出的文件来看，买船的正式合同还没签，造船证、船主证等很多手续还没有办，原来徐增平所说的“几号离码头”、“几号拖回”全部都是谎言，正式买船合同都没签，人家怎么可能让你把船拖走？邵淳得知这个情况，指示戴岳和张勇尽快赴乌克兰办理相关手续。但是，去乌克兰与黑海造船厂签订正式买船协议，没有印章怎么行？

张勇找到徐增平，对他说：“徐总，现在的澳门创律，你没有话语权了，什么都交出来了，公司章子放在你那，还有什么用呢？放在你那只能耽误事！我们去乌克兰的机票都买好了，马上要出发，难道你不希望我们把‘瓦良格’这个项目搞成？”

徐增平无法再推托下去了，就说：“好，我让梁秘书找出来，给你送去。”

第二天，香港创律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小梁把图章送来了。张勇拿着图章反复端详，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前面要了那么长时间，徐增平一直不给，这次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痛快？

张勇把澳门创律公司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拿出来，仔细查看上面的印章，将手里的印章和文件上的图章对了一下，果然发现了问题――这枚印章比文件上的图章小了一圈儿！

张勇马上把这个情况向远在北京的邵淳做了通报，邵淳很生气：“徐增平搞什么名堂！”

张勇和戴岳第三天就要起程去乌克兰了，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徐增平要原章他不一定配合，反而会打草惊蛇。邵淳当即立断，对张勇说：“马上按照原来的样式重新刻一个。”

张勇说：“好的。也只能这样了。”

张勇连夜在香港找了一家“24小时电子快刻”刻章社，花了300港币，按照原来文件上图章的大小，重新刻了一枚“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二天取回来一对比，正合适，并用这枚新的印章在澳门创律公司的授权书上盖了章，总算没有耽误他们的行期。

张勇和戴岳来到乌克兰黑海造船厂，与造船厂的有关人员见面。船厂办公室主任仔细打量了张勇和戴岳这两张陌生的面孔，拿着澳门创律公司的授权书，对着以前双方签订的协议，把澳门创律公司的两个图章重叠在一起，迎着窗外的阳光进行认真的比对。他们的这个举动，让张勇和戴岳不由得互相对望了一下，会意一笑。很显然，徐增平已经提前通知了船厂，让他们认真检查印章，如果印章对不上，这伙人就是冒牌儿的。

张勇心想：好玄！多亏出发之前多了个心眼儿，要不然这一趟乌克兰就算白跑了！

　　这次乌克兰之行，张勇和戴岳与乌方签订了两个文件：一个关于购买“瓦良格”航母的附加协议书；一个是正式购买瓦良格的议定书。

1999年10月中旬，张勇再次与戴岳一起前往乌克兰，双方签订了“瓦良格”号航母正式买卖合同。这个合同签订之后，造船厂向澳门创律公司移交了“船主证”、“造船证”、“单程出航许可证”、“无债务纠纷担保书”、“商会原产地证书”、“海事登记局验船证明”、“船舱水流结构分布图”、“船体结构图”、购船发票等10份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是“瓦良格”来中国的海上通行证，缺一不可。

1999年12月14日，张勇第三次去乌克兰，此行的目的是去找一家设在尼古拉耶夫市黑海造船厂附近的国际船舶评估公司，与其签订为“瓦良格”进行价值评估的协议书。

3月下旬，张勇收到评估报告，厚厚的一大本，装订很精致。根据股评公司的严格评估，“瓦良格”当时的价值是2.8亿美金。

邵淳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对张勇说：“你为公司立功了！”

华夏证券公司为“瓦良格”支付的经费，一共3.6亿多人民币，约合4400万美元。也就是说，船还没拖回来，身价就已经升值约两亿多美金。虽然将其拖回来还要花钱，但是回来以后，可能还会升值。

五、把“瓦良格”文件上交国家 

1999年12月，因有人举报邵淳“违规操作”购买“瓦良格”号航母，上级宣布邵淳停职接受调查，“瓦良格”项目处于无人监管状态。2000年3月，负责运作“瓦良格”项目的东方汇中负责人擅自决定以“瓦良格”做抵押物进行融资，并与一家台湾公司“密切接触”，邵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上报中央。很快中央领导批示，要不惜代价把“瓦良格”拖回来，决不能落入台湾人之手。随后，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接管了这个项目。

2000年4月2日，张勇接到北京的通知，“瓦良格”号航母的“船籍证”已经过期，要求他立即办理新的“船籍证”。张勇马上办理“船籍证”的相关手续。

2000年4月5日，张勇又接到北京通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将全部有关“瓦良格”项目的文件和印章送交北京。张勇立即整理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然后带着文件和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送往北京。

2000年4月8日，北京市将所有与“瓦良格”相关的文件，包括购买合同、公司印章等，全部移交给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张勇没有参加文件正式交接仪式，不过心里还是非常欣慰：“瓦良格”的全部资料都是从我手里交出去的，等于把“瓦良格”交给国家了。自己忙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个人没有获得什么经济效益，但是帮助国家把这个早就想买却没有买成的航母买回来了，这也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贡献吧！

2000年5月14日晚，张勇接到通知，让他尽快赶到澳门某某大律师楼去，“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给胡基政和牟安成两位先生做一份法律大授权书”。

胡基政是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总工兼军工局局长，牟安成是军工局副局长，他们要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去乌克兰办理“瓦良格”项目有关事宜。张勇第二天一早便赶往澳门，在某某律师楼为胡基政和牟安成办理了一份《授权书》。

在“瓦良格”项目上，邵淳是决策层的主角，张勇是执行层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唯一从头到尾参与“瓦良格”项目第一阶段工作的负责人，也是唯一在境外操作“瓦良格”项目的负责人。他先后任职于七家为“瓦良格”项目工作的公司，分别是：北京泰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海南隆泰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香港达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东方汇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股东）；香港汇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澳门创律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上述公司是分阶段与“瓦良格”项目同行的，而张勇则是在不同阶段都与之同行的参与者，直到把这个项目交给国家。为此，他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张勇所任职的达程公司于1998年下半年停止了一切业务，全力投入“瓦良格”项目。在“瓦良格”项目移交国家后，又为其做了许多工作。2000年底，曾经为“瓦良格”项目做出重要贡献的香港达程公司宣布关闭，员工解散。

达程公司的关闭，对张勇个人后半生的生活影响很大。公司没了，他也就没有了生活的来源。

1938年出生的张勇，2000年结束“瓦良格”项目后，他已经62岁。在香港，他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保、医保等福利。如今他已经80岁，身患多种疾病，生活、看病的实际困难很多，由于邵淳的问题还没有结案，邵淳承诺给他的股份也无法兑现。

邵淳对张勇的人品评价很高，他说：“张总要和老徐一样，早就发大财了！”

张勇自己也说：“从我手里过的钱上亿元，都是我签字，在那捞钱很容易。要是有私心，随便捞。那时就没想这个事儿！”

（作者李忠效，笔名：钟笑。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多部。）

责编：向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