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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三国志展”预展现场，一名观众欣赏日本广播协会人偶剧《三国志》中的人偶造型。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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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中日双方共同主办的“三国志展”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展，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兴致盎然。今年6月，上海京剧院的海派神话京剧《五百年后孙悟空》在日本东京艺术剧场成功上演，反响热烈，剧场前厅打出了“满员御礼（客满致谢）”条幅，向观众表示感谢。一系列以四大名著为主题的交流活动在日本成功举办，引发了人们对四大名著在日本传播状况的关注和思考。
译介绘本与模仿改编
在江户时代，已有大量汉籍和明清白话小说传入日本，许多日本汉学学习者希望能够直接阅读这些作品，这便出现了学习“唐话”之风。当时人们将汉人所说的口语称作“唐话”。四大名著在这股风潮中则成为汉语口语教科书。日本汉学家清田儋叟指出了选择《水浒传》作为教材的理由：“俗文之书虽多，但如能读通《水浒传》，其余则势如破竹”。
四大名著作为汉语口语教科书的功用，毕竟只限于汉学者和“唐通事”等少数知识阶层，而要被日本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就离不开翻译。1758年，小说家西田维则开始着手《西游记》的翻译工作，从始译到1831年翻译结束，共经历了前后三代人长达70多年的努力。
《西游记》翻译完成以后，为了满足不识字的读者需求，浮世绘作家也参与进来。日本著名画家葛饰北斋根据《西游记》原著小说的情节发展，抽取出相应的情节绘制成图，然后加上简单的解说，创作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浮世绘西游记》。他还以此手法绘制了《新编水浒画传》。由于《画传》通俗易懂，所到之处迅速引起一股水浒热潮。
与其他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典小说一样，四大名著被日本社会接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模仿作品的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这部小说多处借鉴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如主要人物之一犬饲现八单枪匹马立于长阪桥头、用大嗓门叫阵吓退追兵的情节，显然是张飞大闹长坂桥故事的翻版。
还有一类作品，是将原著的故事直接变成日本故事，如1773年出版的《本朝水浒传》（作者建部绫足）。整个故事的进展完全模拟《水浒传》，人物形象也可以看出模仿的痕迹，譬如把太政大臣写成高俅式的人物，把反贼惠美押胜当作宋江等。由于《本朝水浒传》的影响，至今在建部绫足的老家举行的节日祭典上，观众每年都能在花车游行上看到以《水浒传》英雄人物为原型的巨大灯笼，非常壮观。
出于对四大名著的喜爱，日本文学界不仅出现了模仿之作，还兴起了改编潮流。在通俗文化盛行的当代，《红楼梦》就被作家芦边拓改编成了一部推理小说，不仅在日本大受欢迎，还被我国和韩国翻译出版，甚至还有英译本。这种改编方法对年轻读者尤其有吸引力，有利于缩小他们与这部古典名著的代沟和距离。
四大名著在日本传播的启示
回顾四大名著在日本的传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参考和启示。
日本对四大名著的改编与重构是以本国文化为本位的。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市场化运作中的经典重构，对改编著作中阐释内容和方式的合理性加以分析，进而从对方易于接受的文化产品的角度输出文化，寻找和设计具有共同点的文化产品，为我们主动输出经典积累经验。
创新传播载体以更有效地满足不同定位受众的需求。进入现代后，四大名著相继被搬上荧幕、变成漫画、做成电子游戏，演绎出与原著大相径庭的异域奇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国演义》。1971年，漫画家横山光辉将吉川英治改写的小说《三国志》漫画化，出版了长达60卷的长篇历史漫画，销量在当时达到了空前的7000万余册，后来又被搬上荧屏，开启了日本漫画界的“三国”热潮。游戏公司光荣自1985年推出《三国志》游戏之后，已先后有20多个不同的版本问世，至今这个游戏依然火爆。《三国演义》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是因为其中传递的思想观念对现世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生前曾多次表示：“三国人物的智慧，是我最好的老师”。
文学作品的传播途径，通常在不改变基本价值观、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前提下，可以对传播载体进行合理创新。比如，以《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为基础，创作出一系列以网络游戏、影视剧、漫画等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充分应用网络传播载体，使文学经典的传播实现多元化。
在创新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增强传播的主动性。从四大名著在日本的编译、绘本、模仿、改编的历程来看，大多为被动输出。当前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如果能主动本着忠实原著的原则制作一些精品来推介我国传统文化、满足海外市场需求，变被动为主动，更有利于引导经典在消费文化下的重构。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走出去”既是机遇，也存在原著在海外传播中自我特质流失的隐忧。经典文学的传播应以传播民族文化精髓为本位，戒除舍本逐末的文化心态。同时，我们也应把握时代发展为跨文化传播带来的新契机，实现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努力让中华经典流芳世界。
责编：周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