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振兴如何“全面起跑”？
　　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满月，各地也正筹建相应部门；专家认为和脱贫攻坚相比，激发“内生活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动力源泉

　　最后一批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北京对口援疆的第10批干部没有撤离。他们还将在新疆和田地区工作两年。

　　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路线图”，脱贫之日起5年过渡期内，还要对摆脱贫困的县“扶上马走一程”，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3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满月。一些地区也陆续释放出地方乡村振兴局即将成立的消息。

　　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专家指出，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意味着乡村振兴的最大短板已被破解。亦有专家表示，和脱贫攻坚相比，激发“内生活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动力源泉。

　　接棒起跑

　　一个月前，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办”成为历史。

　　这个新机构的成立具有“双关”意义，既被视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显示，首任“一把手”王正谱，今年1月已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他长期在农业系统工作，在原农业部任职23年。

　　原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的夏更生、洪天云，担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国家乡村振兴局多个内设部门和主要负责人信息亦陆续披露。官方消息显示，国家乡村振兴局已公开亮相的内设部门至少有6个，包括规划财务司、开发指导司、考核评估司、综合司、政策法规司、信息中心。

　　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来自原国务院扶贫办。在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小云看来，从扶贫办到乡村振兴局，“两块牌子其实是一块牌子，是有效衔接在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

　　他表示，实现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有机转化，首先必须有制度性支持。从聚焦贫困向乡村振兴这一更宽的范围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国务院扶贫办向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制度设计转变，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的体制衔接过程。

　　在多地，乡村振兴的机构改革工作已开启，甚至更早。

　　两年多以前，远在四川的一个县级乡村振兴局就已经开始工作运行。2018年10月，正在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四川省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将辖区内的涉农部门整合，率先迈开了乡村振兴的基层探索步伐。

　　“要整合全部的涉农部门，不仅没有政策依据，也没有现实的案例参考。”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乡村振兴局局长徐远谋回忆，新区的决策层拍板，就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据，取名“乡村振兴局”。

　　今年年初，焦作市明确将组建乡村振兴局。1月15日，焦作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十一届焦作市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相关情况。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党组书记王国建透露，焦作市将根据上级相关工作安排，推动焦作市扶贫办的整建制改革，组建焦作市乡村振兴局。

　　3月1日下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官网转载《南方农村报》一篇名为《广东即将组建乡村振兴局》的报道。报道称，广东省委农办、省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透露，广东即将组建乡村振兴局，“扶贫干部将披上新的战袍，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继续挥洒汗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一些省市县成立地方乡村振兴局预计将成为趋势。未来国家、省级的乡村振兴局可能主要负责制定乡村发展政策和规划，并监管地方执行情况，县级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政策的具体执行。将来乡村振兴能否实现预期目标，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配合至关重要。

　　新的课题

　　据公开报道，履新之后，国家乡村振兴局书记、局长王正谱至少出席了3场座谈会。分别是3月1日与全国工商联座谈，3月8日与国家电网公司座谈、与中国残联座谈。

　　几场座谈中，王正谱谈及一些关于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具体工作想法和思路。比如，他在履新后的首场座谈会上提及，当前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组织动员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十分必要。

　　在与中残联座谈时，王正谱提出，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很多残疾人脱贫基础还不稳固。希望与中国残联继续保持良好合作，着力抓好防止残疾人返贫工作。

　　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夏更生表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促进商业。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劳务输出和就近就地就业双轮驱动解决就业问题。

　　夏更生还表示，下一步，乡村振兴局准备同金融业相关企业进一步细化实化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具体的框架协议和落实举措，让金融企业在乡村振兴上更好发挥作用。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新课题”，在李小云眼里“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两个问题”。

　　李小云有数十年脱贫工作实践经验。他曾经在云南勐腊的河边村，开展深度性贫困综合治理实验，帮助深度贫困村成功摘帽并实现收入倍增。

　　他认为，乡村振兴解决的是乡村发展问题，贫困是乡村发展问题中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所以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际上是解决了乡村振兴一个最大的短板。“可以说，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升级版，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二者的衔接划定了“路线图”。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还会有5年的“过渡期”——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3月11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设置了专章。其中提到，建立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和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扶上马送一程”的衔接过渡工作，成为当下关键。

　　新疆墨玉县、洛浦县是北京的对口支援县。2020年下半年，两县作为最后一批被挂牌督战的贫困县，实现了脱贫摘帽。如今，北京对口支援的干部、专家、老师们并没有“撤离”，仍然在受援地照常工作。

　　北京一名对口援疆干部告诉记者，其所在的第10批援疆干部还将在当地工作两年时间，衔接推进此前投入的各领域产业和项目落地完成。

　　不变与变

　　在新疆和田，北京275名援疆教师迎来了春季新学期。

　　3月21日，北京市教育援疆工作会暨援疆教师培训会在和田召开。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副指挥程永涛介绍，2021年，北京教育援疆计划投资近10亿元，实施60余个项目，涵盖办学条件提升、师资队伍培养、管理经验输出和交往交流互动等各个方面。

　　北京市第十批第一期援疆教师于2020年秋季学期入疆，投身和田地区及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的各类学校开展工作，援期两年。

　　针对中央提出的“稳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夏更生坦言，过渡期内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做到责任不留盲区、工作不留空当、政策不留空白，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他同时指出，一些政策该调整、该优化、该延续的，还要进行一些再创新，使政策对应于巩固成果更加精准、更加务实、更加有效。在“四个不摘”和5年的过渡期，还有若干相关配套政策，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子迈得更稳。

　　用李小云的话说，稳定不是不变，扶贫的要求是脱贫，到了现阶段要求是稳固，是两个不同的目标，不能三十年一成不变。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要求脱贫地区要根据形势变化，理清工作思路，做好过渡期内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刘昆在部长通道受访时表示，今年，中央财政专门设立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达到1561亿元，比去年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加了100亿元。

　　他解释，过渡期内，总体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政策和资金规模下，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现有财政转移支付继续向脱贫地区倾斜，突出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推动均衡发展。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使用涉农财政资金，推动乡村振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认为，对于刚刚脱贫的地区，要在继续实施产业扶贫政策的基础上，有前瞻性地做好产业布局规划，注重扶贫产业向“振兴产业”转型，在提升产业的质量、效益、竞争力方面做文章，创造机会让各类要素与当地企业对接、产品与市场对接。

　　同时，学会弯道超车，把互联网技术、应用创新纳入产业发展规划中，促进农村三产深度融合，科学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内生活力”

　　在李小云的实验项目中，他尝试帮助村民建立乡村的“现代”认知。

　　在云南勐腊，他将按现代企业制度设置负责民宿运营的团队，让年轻人分别担任CEO、CFO和CTO。“我们希望乡村实现现代化，村民也有相同的愿望。只有这样，年轻人才愿意留在乡村就业，甚至返乡创业。”李小云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眼中，乡村振兴战略实施3年多以来，第一阶段目标已经得到较好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一些改革试点和重大行动计划也在积极有序推进。

　　他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发其“内生活力”，这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动力源泉。

　　关于乡村“内生活力”来自何处，李小云用实验展示了他的答案。

　　在河边村，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村里的年轻人，带着大家做规划、修路、铺砖，学会使用电脑、开具发票等技能。他说，有了这样一批年轻人才，各方面会慢慢发展起来。

　　令李小云感触颇深的，是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要素中，村民主体意识占据的重要位置。

　　他说，人是社会的灵魂，乡村没有人就没有灵魂。在乡村，村民是主体，他们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其文化也应被欣赏和支持。村民感受不到主体性，就很难愿意留在这里。

　　他也坦言，乡村振兴并不是让所有村民都留在村里，而是留下那些有意愿留下的人，如果都留下来，反而不利于乡村发展。“乡村振兴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城市化，适当减少乡村数量，但这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

　　去年疫情暴发之初，李小云曾给村民打过一剂“预防针”，说“今年的收入可能会比较差”。村民回答他：“如果全国都差，我们也不可能行。”

　　李小云觉得，这看似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闭塞、贫穷的乡土人的语气，而是他们真正融入到现代社会后，才能说出来的话。

　　“我很高兴，因为他们既保持了乡土的特色，又对接了现代化。”李小云说。

　　人的振兴

　　项目结束后，李小云在《云南河边村扶贫手记》中写下一句话——乡村振兴，人是第一要素。他写道，村庄如果人丁兴旺，且有年轻人愿意为村庄建设出力，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过去在城市化工业化推动下，有抱负有出息的年轻人不是留在村里，而是要走出去，在这样一个价值观的推动下，我们乡村的人才也随着乡村的资源和资本流到城市，出现了乡村人才的荒漠。”李小云认为，在这一趋势下讲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还包括乡村资源管理、乡村治理等各方面人才。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以及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

　　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各类人才支持服务乡村格局基本形成，乡村人才初步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

　　“带着新品种、新技术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是农村急需的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说，在人才规划设计上，两类人才是重点，一是从城回村、合作社领办人等本乡本土人才，二是外来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可在制定奖励机制、更新人才评价标准时做出适当调整。城乡差距大，很大程度体现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上，在脱贫攻坚阶段，硬件不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相应人才不足仍待解决。

　　3月15日，农业农村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全国妇联联合召开全国推动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就业工作视频会。会议指出，将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一批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培育一批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和农村创业导师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晓毅提出，乡村振兴除了需要人才，也需要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双向流动。他说，所谓乡村振兴，就是人的振兴。我们发现，人才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结果，也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没有人才聚集，仍旧解决不了乡村的空心化问题。

　　“如何使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如何使人们在乡村更好地生活，这是在乡村振兴中需要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民的乡村振兴，而且是全国的乡村振兴，不仅全国人要为乡村振兴出力，每一个人也都能够从乡村振兴中受益。”王晓毅说。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实习生 王景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