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新闻传媒网北京9月25日电  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或政党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如政党高层对话、政党多边论坛等形式。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清晰地记载着党领导文化外交的丰功伟绩。党的文化外交是整个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文化外交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藴，以特色大国外交方式推动国际格局的新构建，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获得稳步提升。党的文化外交推动全球治理的应对之策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文化外交原则，坚持文化自信的文化外交理念，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外交战略，坚持全球治理法治化的文化外交政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贡献中国智慧：为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发挥表率作用，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形象。由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主管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河南省一级期刊《学习论坛》，2021年第5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专栏，首篇发表宋才发《党的文化外交对完善全球治理的贡献》论文。《学习论坛》主编廖富洲、副主编薛瑞汉，本论文责任编辑李曼。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党的文化外交对完善全球治理的贡献

宋才发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也是中国历史和人民抉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或政党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以及大国大党机制化交往、政党高层对话、政党多边论坛等众多交往形式。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清晰地记载着党和政府外交的丰功伟绩。其中，党领导文化外交的卓著功勋占有“半壁江山”。党的文化外交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嬗变过程，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貌。文化外交是以外交文化为其基本内容和方式，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基本途径开展外交活动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外交文化，已被适用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外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党和政府对外开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多采取国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验做法，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本文拟就党的文化外交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卓越贡献，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一、党的文化外交的基本内涵及新时代特点

党的文化外交是整个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对外文化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还处在疑虑和观望之中，只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外文化工作成为当时党和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纽带。党的文化外交不仅打破了英美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封锁，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而且扩大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影响，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曾多次阐述各国之间文化交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加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术理论界一般把文化外交称之为政府间的文化合作交流活动。我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1955年在亚非会议上提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杀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许多国家正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中，最著名的个案要数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在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习近平在《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外事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和独自繁荣的，总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彼此交流交往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中国外交文化除了中华文化本身固有的元素外，同样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不断交融、相互借鉴中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从文化定义的视角看，文化外交在本质上有别于外交文化。外交文化是指用于外交事务方面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文化外交的重要方面、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文化外交则是指运用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方式和文化路径，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外交事务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化外交已成为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之后的又一个新亮点。从文化发展的视角看，文化与经济、政治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相比较，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广泛性及和平性特点，有益于扩大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有利于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从大国外交的视角看，它是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理念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习近平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尤其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从特色外交的视角看，它以坚持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为出发点，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为着力点，以中华民族的义利观和公平正义为基础，以捍卫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为前提，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总体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外交准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文化外交来树立国家形象，坚持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对非洲国家的“真实亲诚”等关系原则，表明中国文化外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意识和大国风范，在国际交往中赢得了良好的国际效果。

党的文化外交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藴。文化外交因隐性特点而易于被国外受众接受，往往成为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开路先锋。具有5000年优秀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形成了有特色底藴的中国文化体系，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外交的灵魂和生命。譬如，《孙子兵法》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兵书，它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另一个方面看，文化外交有利于发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功效，如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外交活动，以达到消除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冲突。转变和改变对方行为最有效的方法，往往是通过文化的功效改变其头脑中固有的观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文化外交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如“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等文化外交活动，不仅赢得了外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已经在98个驻外使领馆设立了“文化处”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文化外交向纵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截至2015年12月1日，国家汉办在13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这个数字足以证明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传播和汉语言在全球推广的重视程度。文化外交通过现代技术可视化媒体的作用，默契地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并转化为个人的观点和社会舆论，可以更好地树立有益于本国的舆论环境。官方的文化交流对促进文化外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官方文化外交一般都采取文化合作协定、文化代表团互访、教育代表团交流活动和政府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四种方式进行。笔者近年在美国、英国、日本、毛里求斯等国家进行教育调查考察时发现，中国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等政府部门，正是以驻各国大使馆为主要文化外交载体，通过孔子学院向国外青少年提供中文语言教学课程，精心传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中医课程等文化教育项目。驻外大使馆还在中国重要传统节庆期间（如春节），邀请国内大型文艺演出团队到国外进行专场演出，通过与外国人民共同欢度中国春节等传统节日方式，向国外民众介绍和传播丰富多彩的中国节庆文化、礼节礼仪、风土人情和民间习俗等；通过展演中国精湛的杂技艺术和富有民间特色的传统剧目，让世界各国人民近距离地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明。党和政府这些文化外交举措，一方面弥补了过去在文化外交上的短板和不足，另一方面向其他国家彰显了中国文化外交的“软实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单位在党的正确引领下，近年来也非常重视向其他国家人民传播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在国外被视为“无烟产业”“朝阳产业”“支柱产业”，文化贸易应当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的重头戏，文化外交应当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有益事业。文化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战术资源。党和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文化外交举措，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获得稳步提升。

以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国际格局新构建。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各国使领馆的职责之一，就是“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之友好关系，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文化与科技关系。”这个国际公约的重大历史价值，在于促使文化外交在国际法上得到确认。许多欧洲国家把对外文化关系，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第三支柱”，习惯上把文化外交称之为政治、经济外交之后的“第三外交”。文化外交作为国家外交的一种具体活动形式和策略，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核心的整体外交战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软实力属于具有和平性、柔软性、滞后性和持久性的国家“软权力”，这是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相比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的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尽管汤因比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关于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着国家外交行为的看法却具有启迪价值。党的新时代文化外交不仅是一种外交类型，而且是一种全新的外交理念，必须善于运用文化思维和文化战略眼光思考国际格局的新构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以双边外交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框架，使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推进了国际外交格局的重建，从大国外交上助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党和政府维护联合国组织和《联合国宪章》的权威，谴责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的霸道行为，反对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单边主义的“霸权政治”和“强权政治”，积极参与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事务，见证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投行”等多边机构的从无到有；反对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巴黎协定》，主张通过多边合作方式和途径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人世遭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外交不带有任何军事对抗意图，主张国家之间的外交应当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种族宗教的差异，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这些富有创新性的双边外交机制渠道，有力地推动了新时代国际外交格局的新构建。总结执政党对外文化交往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增强中国文化在21世纪国际上的吸引力，“必须坚持以党和国家的外交和文化事业方针、政策为指南，围绕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国家利益；明确通过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是对外文化工作的总目标”。与时俱进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不断改革创新交流形式和内容，注意研究和把握外国受众的特点，提高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坚决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抵御有害文化入侵，大力建设多种形式的海外文化传播阵地。世界经济论坛被誉为“世界经济风向标”，“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是2021年首场全球性重要会议。1月25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倡导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好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阐述各国共同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之道，并就中国继续与世界携手前行提出具体行动方案。”这个致辞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为世界各国后疫情时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研究院主任弗里德里克·杜泽认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致辞再次展现中国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大国责任和担当，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提供重要思路。”

二、党的文化外交推动全球治理的应对之策

坚持独立自主的文化外交原则。独立自主是指国家主权完全独立，国家能够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不允许外来势力的干涉与侵犯。党和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和原则，体现在任何时候都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参与任何国家集团与军事集团、不同任何国家结成同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继续“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外交、文化外交之路的基本经验。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规定，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维护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基调。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党的十二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提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1986年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并使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概念。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文化外交原则，是中国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体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文化外交，经历了从最初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到形成基本概念再到逐渐发展完善，证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文化外交既符合新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历史潮流，又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愿望。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文化外交原则，坚持各国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自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共同商量着办，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绝对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的压力，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处置国际关系问题。当今的世界正面临着“发展赤字”“公平赤字”和“治理赤字”，要解决这些赤字问题，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不合时宜的陈旧思维，建立开放发展、包容互鉴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恰好为解决这“三大赤字”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中华民族没有侵略扩张、称王称霸的基因，无论中国今后发展到哪一步、强大到何种程度，永远不会与任何国家、任何人争霸和对抗，这就决定了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永远不走人类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

坚持文化自信的文化外交理念。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知，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成熟。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文化认知的基本对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做个这样的评论：西方国家的建立一般都有一个开端，但是中国似乎没有这个概念。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他们建立起一个国家太平盛世的时候，从来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乃至回到巅峰，他们认为那个巅峰的中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存在了。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教授在《中国文明将统治世界》一书中，对基辛格说的这种文化现象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出现过断层，国家一时出现兴衰的情况，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尔后又站立起来罢了。无论西方国家的学者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对中国评价的看法是否有失偏颇，但是古老中华文明的存在，却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从秦简、青铜器铭文发展到今天的网络文化，中国的文字、语法和人的思维逻辑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是一个早已成熟的文明体系。自西汉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儒法国家”，创造出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宗教并不那么崇拜，但是中华文明却能够包容外来的宗教；中国人坚信“天下大同”和“天道秩序”的理念，“和而不同”历来是中国人与其他文明打交道的宗旨和原则；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文化，因信守“和而不同”才“包容互鉴”，促进各国“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中华文化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往的范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自觉过程，始终在不断提升56个民族人民的文化自尊心，增强国家和平外交、文化外交的自信心。坚持文化自信是“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文化外交的最终旨归，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创新的一个新亮点，就是提出并积极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已同179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110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是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134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学员总数超过200万人，外交网络密布全球”。文化自信在激励和引导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也在推进文化外交、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家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的话语权。执政党和政府的务实外交充分彰显了中国一直和中国力量，有效地捍卫了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也必将以强大的分享力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外交战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有资格更有能力对人类未来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向世界传递这种理解和关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构想，发挥文化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作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国际新秩序的价值依托。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但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则表现为国家主体的行为，只有当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达到一定文化高度时，这种共同体背后的价值目标才能实现。因此，没有抑或离开文化的传播与认同，就无法推动新的世界格局的实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中国向世界传递的一种深层次文化交往的心声。物质生产性的交往是奠定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文化交往则奠定各个国家共同体的世界意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是有明确区别的。譬如，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认为各国文化交往的最后障碍，将在一个以人类共同价值为目的的命运共同体中不复存在；而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则把政治欲求与诉诸武力捆绑在一起，这个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结局就是“历史的终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国际社会最佳的路径选择，无论是“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抑或是“全面、共同、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安全观，无不体现着凝聚文化文明的价值体系。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外交、文化外交之路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推进文化外交发展的基本遵循，中国文化外交道路彻底撕碎了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外交的遮羞布。某些西方国家抱怨中国文化外交只懂“政治”不懂“自由”，对于这个问题罗素曾做个评说：“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重要。”文化独立意味着对文化持有自主的判断力，唯有如此才能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挣得中国话语权，表明中国文化外交的真实力量和世界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党和政府未来的文化外交战略还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厘清和谋划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思路，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文化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贡献率。

坚持全球治理法治化的文化外交政策。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真正覆盖全球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具有普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精髓是完全一致的。譬如，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成的《论语》所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警句，就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推崇为“最纯粹的道德准则”，成为世界公认的“伦理金律”以及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黄金法则”。它不仅作为座右铭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壁上，而且在18世纪末就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宣言》。国际法是全球治理规范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的法律形式。国际法作为国际法治的依据，其功能就在于“为解决政治共同体所追求的和平、安全、公平、正义、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等目标提供了基础和平台”。国际法治是指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自愿接受国际法的约束，并且依据国际法来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地维护国际秩序的状态。国际法治对国际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是：“（1）在国际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接受公正的国际法的治理；（2）国际法高于个别国家的意志；（3）各国在国际法面前一律平等；（4）各国的权利、自由和利益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国际法治是国际社会的稀缺资源，中国文化外交却对国际法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维护和响应联合国国际法治建设，以及创造性地发展联合国宪章的价值理念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法治化，已成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的客观要求。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党和政府对涉外法治和全球治理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习近平认为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本质上藴含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它既是坚持全球治理法治化、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力量，也是彻底纠正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价值诉求的关键力量。

三、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的智慧

为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发挥表率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环境中诞生的，在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的基础上确立了自身的利益观，即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共产党的最大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外交政策，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是生产力和交往普遍化的产物，是经济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世界历史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法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发展方向的迷茫，发达国家的“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GDP增长率一直经历严冬甚至跌破冰点，零售物价指数多年为负，即使经济稍有复苏然而并不稳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仅依靠虚拟经济带动了些许复苏；欧洲危机之后，欧洲主要国家经济几乎停滞，福利也呈现倒退状态。尽管各国政府屡次出台刺激措施，也未能真正见效。”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呈急剧下滑态势。然而“万绿丛中一点红”，中国在按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完满收官的同时，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新发展理念能够为经济长期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借鉴。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同世界各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既重视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好，同时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近年来党和政府致力于开展与促进文化外交活动，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经贸规则，中国既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也是世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通过和平外交、文化外交探索出来的这条互利互惠、全面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有利于建立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和实现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文明观，是揭示和体现经济全球化要求的文明观。世界经济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始终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维护以《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发挥了表率作用。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始终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尊重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并且提前完成了相关承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合作机构等，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关键时刻，为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中国近年来通过文化外交途径，创办“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国际进口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多个全球和区域性多边合作平台，为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起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共同构建“一带一路”合作开放共赢平台，也是对全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贡献。

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共同体形式，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当前“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和平与发展是《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宗旨，也是国际法产生、实践和发展的基本价值。从和平与发展两者的关系看，和平为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又进一步为永久和平奠定基础，达到和实现促进和平、巩固和平的目的。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主权平等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坚定基石。从一定意义上说，致力于推进和平外交、文化外交，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和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新判断，也是中国人民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向联合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因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对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检验和考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价值追求高度一致，其目标就是创设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即实现人类互利共赢、休戚与共的新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通过自身发展来带动世界发展，也要通过世界发展来激励和促进中国发展。必须通过文化外交途径构建国际话语权，让世界更充分、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国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要建立的“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是完全一致的，“它不仅是一个可以让世界理解并从中受到启发的中国话语，也是一个能表达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话语。”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并站稳脚跟，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必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振兴，促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走向新的高潮。执政党特色外交理论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作出历史性创新的同时，也为当代世界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了时代性的丰富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处于发展低潮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做好世界和平发展的建设者、引领者，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迎接社会主义在21世界的伟大复兴。

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形象。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天下一家的文化依存论、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论、华夷互变的文化复合论”，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显著特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过：“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推动合作共赢与发扬斗争精神结合起来，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努力，促进和推进国际社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始终是和平外交、文化外交的坚持者和促进者。在当下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际社会如果离开主权国家作用的发挥，由联合国直接制定全球共同适用的法律规范体系，条件还不成熟、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毕竟国家主权确认了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以及为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实践运作提供基础，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国际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稳定发展的。通过对各国法律的“互学互鉴”方式，各主权国家自主地制定适用于本国的法律规则体系，促使各国之间在法治上相互学习吸收、逐渐接近趋同，这是联通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桥梁纽带，不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条重要路径和有效方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面对世界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多一些开放包容、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相互理解，秉持客观、开放、宽容的心态，从它们不同的历史传统、现实状况、政治体制出发，在虚心学习吸收他国有益的法治经验的基础上，正视和尊重各国的法律制度，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经过2020年这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类大考，国际社会越来越充分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必须采取基于超越主权国家的行动方案。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不断为全人类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